《兩個故宮的離合》
  版本:上海譯文出版社
  作者:(日)野島剛
  2013年12月
  定價:35元
  因為《兩個故宮的離合》,日本記者野島剛在中國聲名鵲起,豆瓣上,該書繁體版評分8.3,簡體版8.0,不算低。
  本書以大陸與臺灣故宮文物在日本聯合辦展的動議為引子,梳理了故宮文物南遷後的曲折經歷,並對兩座故宮的現實困境進行了深入思考。
  野島剛這樣看“文物遷移”
  在本書總綱的序章中,野島剛提出兩件讓他困惑的事:一是故宮為何不像真正的博物館,其收藏功能遠勝於展示,且只收藏中國文物;二是遭遇危險時,日本人會把寶物埋起來,或隻身逃走,為什麼中國人卻“文物南遷”。
  他認為:在中國人對文物“過度”關註的背後,源於古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太過緊密。
  野島剛直言不諱地寫道:政治權力“需要一個能讓世人接受的象徵,而集五千年曆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宮文物,正好具有這種意義”(第7頁),“在中華歷史上,文化幾乎等同政治。文化是用來證明政治權力的道具,也是權力與社會、權力與歷史的指標”。(第210頁)
  基於這個立場,野島剛形成一系列推論:大陸出現文物迴流熱,是民族主義高漲的體現;兩岸故宮缺乏配合,源於爭正統的心態;臺灣民眾對故宮冷漠,因為它是“中華文化”代表,與本土文化不協調,而大陸游客喜歡這裡,則是因為政治情結……
  在這些推論中,最登峰造極的是“將中國帶入‘現代’的原動力,就是不忘一雪遭西歐、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”(第153頁)。
  “文物南遷”真是為了象徵?
  野島剛的基本判斷能否站得住腳?
  首先,“文物南遷”動議始於1931年,因各派意見不統一,耽誤了近兩年,直到1933年2月才動身,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而非政客最終下的決斷,開始南遷時,連目的地都還不清楚。如此拖拉且慌亂,可見,人們對這個“象徵”重視程度不高。
  其次,1932年8月21日,北平政務委員會形成決議,計劃拍賣故宮文物以購買500架飛機,以應付抗戰,按“文化幾乎等同政治”的邏輯,這又該如何解釋?
  第三,很多學者反對南遷,比如胡適與魯迅,難道他們反對民國政府接續正統?
  按本書邏輯,“文物南遷”最大受益者是蔣介石,可蔣很少提到這些文物,日記中亦無載,野島剛也承認這很奇怪,可他卻歸因於蔣在此方面“理論上是‘匱乏’的”(第107頁),看來,只要蔣不明確在日記中寫上:“我從沒想過文物南遷與權力正統性有關,野島剛在胡說。”那麼,誰也駁不倒野島剛。
  事實是,“文物南遷”充滿混亂、偶然、草率和危險,蔣敗退臺灣前,派要員到上海搶運黃金,對文物遷台卻關註不多,看來,他對文物還能提供權力正統性的認識,顯然不如野島剛。
  以己度人難免陷入誤區
  野島剛是怎麼想象出文物左右權力的呢?書中有所披露,“談到政治權力和文化的關係,日本人會想到‘三種神器’(鏡、玉、劍)……那是因為在神話里,擁有這三種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……對於中華民族而言,故宮文化就是‘三種神器’”。(第15頁)
  看來,野島剛是把日本人對文化的理解套到了中國人頭上,可兩者實在南轅北轍:象徵物總是越少越好,南遷文物多達1.3萬箱,究竟哪個算象徵物?象徵物有神化色彩,可乾隆皇帝動輒在古代字畫上蓋章,幾乎滿紙,更近於財主式的占有感。
  野島剛信心滿滿地稱:“中國曆代朝廷政權為求安定,皇帝幾乎都熱衷於收集文物。保有文物可以提升成為中華之王的正統性。”(68頁)可象徵物要轉化為權力的工具,總要公開展示(哪怕在小圈子中)吧苫實鬯餃聳詹卮硬皇救耍謊災綣腥俗骷伲籩諞卜直娌懷隼矗蛘承雲癲槐槐鶉飼嵋錐嶙擼�
  以己度人,看來野島剛掉入了常見的思維誤區中。
  從多元解釋走向一元解釋
  基本觀點站不住腳,則推論便成了無本之木。
  兩岸故宮確實主要收藏中國文物,可從政府到民間,中國哪家博物館不是如此呢?這與中國博物館文化發展不充分,管理者、參觀者視野不夠國際化有關。
  至於文物迴流熱,固然有民族主義的成分,但主要還是投資行為,在民間投資渠道狹窄的前提下,很容易形成“熱”,買家選擇中國文物,因相對熟悉,便於鑒定、轉手等,如果說這就是民族主義,則搶購外國奢侈品的人們,難道要算成賣國賊?
  至於兩個故宮爭正統,爭的恐怕也是文化正統,是學者們在操作。
  臺北人對故宮冷漠,也不費解。博物館是舶來文化,並未真正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,北京人對故宮也很冷漠,甚至“北漂”們都很少去參觀,只有外地游客特別熱衷,因為機會成本太高。
  總之,野島剛“發現”的這些現象,都可以做多元解讀,未必是一體的,可奇怪的是,野島剛偏要將它們統一成一個“核心問題”。
  想象中的“怪物異邦”
  支撐野島剛這麼做的,是追求一體化的思想方式和萬法歸宗的人文理想,它們來自傳統,在碎片化時代,擁有莫大的誘惑力。
  可問題是,不論是思想方式還是人文理想,都要以實證為基礎,需要建立在充分調查、數據說話的基礎上,憑主觀感受和他人唾餘,很容易搭建出一套似乎自圓其說的邏輯框架,可它從一開始就是虛擬的。其代價是,觀察者將喪失普遍主義的立場,不願以常情、常識為基礎,而是全力編造出一個“怪物異邦”。總之,他們不僅怪,還合乎邏輯地怪,這就為暴力提供了藉口。
  正如薩義德在《東方學》中揭示的那樣,當西方帶著獵奇的心態去觀察東方時,東方便被“他者”化了,而與之俱來的,便是妖魔化、掠奪與加害。
  在野島剛的這本書中,存在同樣問題,他大聲宣佈這個“怪物異邦”的動力是“不忘一雪遭西歐、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”,換言之,發展的動力源於仇恨,那麼,接下來的邏輯必然是:這是人類文明的威脅,應該遏制乃至窒息它。
  可這種斷章取義、抄襲來的觀點證據何在?用季諾漫畫式的頭腦風暴,就能輕易下結論嗎?
  避免誤會從反思自己開始
  值得反省的是,野島剛的偏執並非個案,長期以來,不論是中國人看日本,還是日本人看中國,都存在著類似的誤會。我們想當然地從自己的角度來理解和觀察對方,當其反應不同時,就會怒氣衝衝,認為是別有用心,是“奇葩”和怪物。
  在國人的觀念中,對日本也有許多誤解。比如說日本人屈服強者,鄙視弱者,其實近代日本在崛起過程中,屢屢挑戰強者;再比如說日本人好色,這就混淆了AV行業與普通日本人生活的區別……這樣的例子,隨手還可以舉出很多。
  這些誤解有共通之處:一是發現對方不同,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去深入瞭解,而是任性解讀;二是把誤會概念化,用邏輯加以貫通,使之上升為“真理”。
  在誤會的土壤上,是不可能實現溝通與信任的,最終會給彼此帶來傷害。野島剛長期從事中國問題報道,在中國生活多年,尚不能完全超越偏執,則對於通過間接信息瞭解日本的我們,會不會錯得更離譜?
  姑且稱本書的不足是“野島剛式誤會”吧,翻閱它不是為了嘲笑,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墮入其中。
  □唐山  (原標題:值得警惕的“野島剛式誤會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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